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1）——星云大师著
一、沿袭传统，继往开来；
二、随顺因缘，安僧度众；
三、循序学习，长养圣胎；
四、依性安居，各得其所。 寺院是佛教的主体，因为寺院不但是供养佛法僧三宝的场所，更是薰修戒定慧三学的地方。僧伽是佛教的主导，因为僧伽不但是真理的弘扬者，更是社会的化导师。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寺院的各种设施固然离不开僧伽的规画，祖师大德们的风范更是活生生的法义，不仅以其言行对当代社会有净化之功，在战乱、毁佛的时代，仰仗着他们的慈心悲愿，不惜以一己的身命来护法卫教，在安抚众生心灵的同时，也换取了佛教亘古长存的法身慧命。 佛世时，僧人有「人间比丘」与「兰若比丘」两种类型，道场也有「都市寺院」与「山林寺院」两种型态。近十年来高楼大厦中道场精舍林立，越来越多的僧人走向五光十色的尘世，纷纷和社会资源结合，举办活动，宣说法义，甚至在公共场所陈述己见。这样的情况是否合乎佛制？对社会带来什麽冲击？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什麽样的作用？未来将何去何从？……在在都是当今学界与教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本文拟从历史的沿革、社会的变迁、教育的原理、性格的差异等方面来厘清这些问题，进而探讨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 一、沿袭传统，继往开来 「阿兰若」，是梵语aranya的音译，意译为无诤、空闲处，指远离村落之安静场所，通常简称为「兰若」。佛陀和他的弟子们最初沿袭沙门传统，居住在山林、水边、塚间、树下的「兰若」处，但他们并非像一般苦行外道一样，以折磨自己为修持；亦非如顺世外道一样，以放纵形骸来度日。
无论栖止在宁静的「兰若」，或托鉢於聚落的闹市，佛陀都教导弟子们以观心为本，将修持落实在生活当中，并且藉托鉢走入人群，以言教身行来化世度众。不久，佛陀的道誉便远播整个印度。
频婆娑罗王首先在王舍城兴建竹林精舍。两、三年後，拘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也发愿出资，在舍卫城起造只园精舍。有了这两座位於城郊的精舍，佛陀在恒河南北各有一处弘法据点，便经常率领弟子南北往返，四处游化，各地的信众在闻法之後，欢喜踊跃，争相舍宅献地，作为佛教僧团修持之用。此时耶输迦童子随佛出家，佛陀应其父迎请供养及施衣，从此开始接受信众布施田亩、果园、卧具、医药，佛教僧团遂逐渐脱离传统的兰若苦行色彩，而走向人间化。
当时佛教着名的道场有：拘睒弥城的瞿史罗精舍、毘舍离城的大林重阁讲堂、中印度舍卫城的鹿子母讲堂、舍卫城的灵鹫山等，其他散见诸经及佛典者，还有普会讲堂、鸡林精舍、美园精舍、不穿耳精舍、加罗释精舍、迦罗差摩释精舍、仙人聚落精舍、丛林精舍、猕猴池岸精舍、庵罗树精舍……等等。
由於「都市寺院」的信众素质整齐、交通发达，对於日後教法的发展及僧团的集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只园精舍与鹿子母讲堂分别由舍利弗与目犍连监工，他们两位不但修持精进，勤於说法，而且通晓世典，擅於行政，可以说是当时「人间比丘」的代表。
根据《大智度论》卷三记载，王舍城是一块福地，像佛世时在中印度的道场光是在王舍城就有五处，余如舍婆提（舍卫城）有二处，波罗奈斯城有一处，毘耶离城有二处，鸠睒弥城（拘睒弥城）有一处。不但佛陀多住於王舍城，大迦叶也喜欢在此地托鉢乞食，盖由於国主频婆娑罗王十分护持佛法、居民广学博识且贤达可度者多、雨量适中、国土丰饶、乞食容易等诸多原因，诚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
灵鹫山位於王舍城郊，当然上述王舍城的优点它都同样具备了，此外，也由於「近城而山难上，以是故杂人不来；近城故，乞食不疲」（《大智度论》卷三，《大正藏》第二十五册，第七十八页中），因此佛陀经常安居於此，广说妙法，乃至佛灭後的初次结集也在此地召开。《大唐西域记》卷九则记载，频婆娑罗王为了便於闻佛说法，还特地大兴工程，自山腰至山顶，「跨谷凌岩，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约五、六里」（《大唐西域记》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一册，第九二一页上）。可见自古至今，经济、人文、风土等都是考量道场地点的重要因素，连佛世时的「山林寺院」也不例外。
佛陀虽然沿袭沙门传统，却不拘泥於此，当佛陀的弟子越来越多，而一间间的寺院又逐渐设立之後，僧众的生活方式渐由零星独居演进为团体共住。在授戒、布萨、安居结束时，信众前来听经闻法，定期的法会於焉形成。一些阿兰若甚至建在聚落里，供游方僧人结夏安居之用，平时则由信众管理，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八「阿兰若六夜学处」云： 彼有长者大富饶财，多诸仆使……於此住处请六十苾刍，夏安居已，随意而去。时彼施主见寺空虚，令人守护，勿使贼徒盗床褥等，是时复有六十苾刍人间游行，届斯聚落求觅停处。
（《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七五五页上）
由信众担任当家，多麽开明的作风！今人承袭，遂开展出「四众共有」的道场，再度将佛陀的平等精神展现无遗！
由於佛世时的道场十分注重教化功能，带动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佛教社区的形成乃成为时势所趋，如《十诵律》卷三十四云：
去竹园不远，立作净人聚落。（《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二五一页上）
在寺院与社区两相裨益的良性互动下，聚落日益扩大，城市兴起，献地建寺或舍宅为寺者渐增，僧众的修道场所也渐由「阿兰若」演进到「近聚落」，乃至「聚落中」，而寺院也由城郊建到城内。所谓的「阿兰若」在定义上也渐起转变，由树下空地的寂静处演变为「去村五百弓，有一拘卢舍」（《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七五六页下；拘卢舍即大牛吼声或鼓声可至之处，又一弓等於四「肘」，一肘等於一尺八寸，故一拘卢舍即三千六百尺），遂有了「兰若比丘」（或称「无事比丘」）和「人间比丘」（或称「聚落比丘」）之分别。由於「兰若比丘」多在僻静处独修，而「人间比丘」与社会大众有所联系，修行生活方式自然有些不同，一些规章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例如，在佛律中不乏明定阿兰若比丘必须注意储水、备火、知时、知处、注意安全等问题的条文，举凡进入聚落的时、处，及两种比丘的相处办法在律藏中也时有所见。此外，佛陀还特别嘱咐：对於阿兰若比丘的「受戒、忏罪、问法、布萨、自恣、自病、看疾、问经疑处」，「人间比丘」负有教导和照顾的责任。（《解脱道论》卷二，《大正藏》第三十二册，第四○六页中）从经济上看，这固然是因为「人间比丘」的住所接近乡镇城邑，生活上比较丰裕；从教化方面来看，也是由於「人间比丘」在闹市行道，在度众的经验及修持的体验上更有独到之处。 事实上，无论是「兰若比丘」或「人间比丘」，最终的行持仍应归摄於「人间佛教」的内涵，例如在《十诵律》卷五十七中，佛陀曾分别告诫「兰若比丘」及「人间比丘」均应做到： 应常一心先问讯人，喜心和视共语，舍离颦蹙，赞言善来，应畜火及火炉，少多办食及食器，常畜水及水器，洗足水器常令有水，净澡罐厕澡罐中亦应令有水，应善知道径，善知日数，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星宿，读诵星宿经，善知修妒路毘尼阿毘昙，若善知初禅、二、三、四禅，应善知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果，若不能得修学，当问知，当读诵，不应畜日爱珠、月爱珠，……所畜物皆随顺道，如俱尼舍经广说……。 （《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第四一九页下——四二○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