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龙：问学佛教大世界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李四龙。
我是上海人，初中的时候从浦东考到浦西，在复旦附中读的高中。那时，在我们附中孩子的心里面，复旦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所以考大学的时候，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考复旦。我很顺利就上了复旦大学，读的是哲学。大学毕业后有两年时间在上海一家军工企业的党委机关编企业报。这个军工企业是航天领域的，有一个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最初我觉得这个口号太假了，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航天人真像电影描述的那样，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虽很平凡但很拼搏，又搞科研又建房子又铺铁路，什么都干，酒泉基地是第一代航天人就这么建起来的。
我在去军工企业之前就想好了考北大。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考到了北大哲学系，我说：“你先去，两年以后我过来。”我觉得不能老是待在上海，还是要去别的地方看看，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复旦和北大的差异，也开始了解“京派”和“海派”。“海派”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比如复旦的老师思想观点比较前卫，也比较敢于说话；“京派”是相对保守、稳重，同时又比较注重积累的，北大的老师有些观点总在拿捏分寸，特别重视经典，对文献、历史特别重视。
我在复旦的时候主要是学科学哲学，研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所以我毕业去了军工企业。不过后来我发现我干不了这事，因为研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首先得对科学本身非常熟悉，甚至得走在科学前面，只有这样才能够真切把握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本科期间我从对科学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喜欢基督教神学。在军工企业工作期间，我读了很多基督教的书，特别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俄罗斯小说，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中国人，尤其是我们那些可敬的航天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奋斗，卓有成效。还有我们周边那些平凡的人，他们生活很苦，但是他们能苦中作乐，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归属，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力量来自于哪里？这是我想要弄明白的。所以我想考北大的中国哲学，北大的中国哲学在当时是最强的。
当时先我考进北大的同学推荐我报考楼宇烈先生。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霸，所以对考试没什么怵的，考试一般没什么问题，最后我考上了。那时候楼老师正好也有一个小变化，那段时间他在研究佛教，热情高涨，他说今年不想招研究儒家的，就想招一个研究佛教的，问我能不能改报佛教方向。我说可以，当时还大言不惭地说：“儒释道三家，儒家、道家自己看看书就行，佛教特别需要老师指导。”楼老师听了挺高兴，就把我录了。1993年9月我就到北大读硕士了。我来的时候张岱年先生还在，见过多次，十分敬佩。
我比较珍惜读研的机会，最初的两年，天天就是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三点一线”，那两年时间我都没怎么离开校园，那是我读书最集中的岁月。之前在上海工作两年，攒了一点钱，每到冬天的周末，经常和我的复旦老同学聚在一起吃涮羊肉。还有一位当时在经贸部工作的复旦老同学，经常到北大来请我们下馆子改善伙食。人生能够这么静心地、无忧无虑地读书，实在是太美好了。那时，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发现有一位老先生经常比我还早到，一打听原来是季羡林先生，像季先生那么大的名望，还那么早去图书馆看书，真的让我很感动。现在有多少人成名以后还在看书？但是我始终相信北大还是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很多老师以看书为自己人生唯一的乐趣。李零老师有一句名言：何以解忧，唯有读书。现在你要是去问学生的话，恐怕很多人的目标不是读书，而是经商从政。今天的北大更开放了，有一批老师非常质朴，也有一些老师思想非常前卫，所以说，未名湖是一个海洋。老师群体有多样性，学生里面也很多样，大家都有一些个性，这里就像一个现代的世界大学。
因为专注学习，硕士二年级时我有了一个机会，写了平生的第一本专著，后来在博士期间出版了，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来北大报到的时候，只带了两类书，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类是和德语有关的。学中国传统文化对我来说是补课。我读本科的时候学中国哲学史，反复阅读《道德经》后觉得没必要再看别的了，足矣，等到我考研复习的时候，发现朱熹也很厉害，这才知道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本科的时候，我对西方神学特别有兴趣，因为西方近代的神学家主要是德语区的，所以我疯狂地学德语，当然，也学一些西方哲学。因为当年考北大的复旦同学有一位考了社会学系，我也很自然地跟着他们上了一些社会学课。我对那一届的社会学硕士生特别熟，我们住在一栋楼里，楼上楼下，我经常打完饭就直接到他们的宿舍里去。不过，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我的精力就全放到佛教研究上了。
北大赋予我广袤的思想空间
最初到北大的时候，我觉得北大的学风非常质朴、厚重，是我喜欢的地方。别人老说我们上海人油滑，实际上，上海人不会随便许诺，有些小气，但许诺了一定要实现。对这一点，我作为上海人非常自豪，这是人性里最朴实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我心中的北大更加上海人。张岱年先生、楼宇烈先生，还有许抗生先生等这些老北大，真的是非常质朴，他们很不讲究穿着，但对读书思考十分专注。北大的中国哲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崇高，就是因为有一批老先生特别重视经典历史，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没那么多花拳绣腿，没那么多理论框架，但是说话有根有据，最讲究“心知其意”“读书要有心得”，而不是堆材料、贴概念。
譬如，我的导师楼先生对我宽容大量。这个宽容大量不是说我做错事了宽容大量，而是在学术上给予一种自由的发展。人文学者里面有些老师，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很霸道，学生有一点新的想法或者做的跟他不一样，他就会横加干涉，甚至是威胁。楼老师不会这样，他总是给你把一个大方向，给你一些提醒，然后让你去自由发展。我的一些学术方向，基本上是在他的启发下自己琢磨。只有这样培养起来的学习兴趣，才会历久弥新，不管遇到什么麻烦，我们都会任劳任怨。
楼老师做到宽容大量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他的心胸确实很开阔，另一个因素是他的学问扎实，知识面宽，对中国哲学史、佛教史典籍如数家珍，甚至对中国的传统艺术还很精通。当年，那些老师方方面面都有基础，然后慢慢成为某一个领域的权威。现在很多老师是一个速成的专家，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积累，但是出了这个领域所知有限，对自己的学生基本放养不管，这不是宽容大量，而是不太愿意去指导跟他学术兴趣不一样的学生。
留校工作以后，我在北大的每天就很平稳，平稳到了连自己的工资都不太关心的状态，反正该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想也没用。1993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工资接近2000块钱，但等我读完博士，第一个月北大发给我的工资是500块。好在我擅长做编辑，当时在外面还有一份编刊物的兼职，算是在生活上缓过来了。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你真能干事，干好事，就不用担心没有钱。不要发愁，但必须努力，每时每刻努力工作，这是我的信仰。到现在，我每天基本上保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从来不会觉得辛苦，辛苦是我的命。行政工作、教学工作、自己的写作，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除非身体不允许，所以我的生活也很简单。每天努力，你还担心钱吗？不用担心。我们教书，做学术研究，这个行当决定了不会挣太多的钱，不过，这个行当也很稳定，通常不会为钱发愁。生活很简单，能够尽可能去想一些超越谋生的事情。
从民俗学的视角看佛教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是我的少年之作，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读硕士的时候，老跟社会学系的朋友们在一块上课，当时除了社会学理论之外还上了一门课：民俗学。当时上课的老师叫周星，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思想见地、特别勤奋的老师，他当时对我影响挺大。他帮我们解构老百姓日常生活里那些看上去好像有点滑稽、无聊，但实际上包含很多生活内涵的事情。周老师从中建构了很多生活意义、生活秩序，凭借外人可能觉得有点俗气的东西去建构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我一直上他的课，琢磨在我们佛教领域里面怎么塑造日常生活。当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现在叫国学研究院），正在组织编写一套丛书。这套丛书的规模挺大，我们当时的哲学系主任叶朗老师找到我们这些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至少能锻炼自己。其实，我答应的时候也犹疑能不能出版，甚至心里犯嘀咕：学这么点就要出书了？不过，还是决定写。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写了这部十万字的小书，就顺手写了一篇论文《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先是发表在我们的学生刊物《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上，当时就有朋友把它推荐给《北京大学学报》，这篇文章就成了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20世纪90年代，我刚开始学习佛教史，当时几乎有一个定论，认为宋以前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宋以后逐步衰落。我用民俗学的方法分析之后发现，并不能这么理解中国佛教史。佛教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就是要让老百姓信，在社会上起到教化的作用。宋以后的佛教几乎延伸到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站在民俗学的角度来讲，中国佛教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它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宋以前的佛教做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情况就不一样了。我的这本小书，就是要否定那些认为宋以后佛教是衰落了的说法。这本书一版再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这本书写得好，而是我用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历史，以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讲述活在老百姓身边的佛教。如果没有去上周星老师那门课，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方法，哪怕写书的机会来了，恐怕我也不会写出这本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现在成了国学研究院。在北大留校工作以后，因缘际会，我后来在国学研究院做了多年的博士生班主任，也算是有了一点回报感恩的机会。人生有很多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神学实则在谈人
大学的时候，我有时购物遛弯到上海西藏路、南京路，那边有一个教堂——沐恩堂。去了几次，免费领了几本书，慢慢地接触到了神学。当时在读大学本科，念的是科学哲学，准确的说法是自然辩证法专业。虽然我是理科生出身，但没有了系统的训练，科学的实验室已不太可能进去了，进去也搞不懂。但是，那些教堂就在身边，我无意之间进去参加了它的一些仪式，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老家的镇上有一个耶稣堂，但从来没想过进去看一眼，读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走进去了，慢慢地开始了解什么是神学。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位佛学博士了，在朋友的介绍下译了一个小册子《神学入门》。事情往往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神学表面上是在谈神，实际上是在谈人，谈人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安顿自己。人在上帝面前的一种信仰，只是人安顿自己的一种方式，可以在上帝面前静静坐一会儿，没有任何防范地去向一个伟大力量倾诉，这个时候是最放松、最无拘无束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生活在一个包裹中间，每时每刻都给自己一种限定，有意无意地提醒自己：这是一个什么场合，我今天面对一个什么人，我应该怎么表现，我应该怎么说话。所以，在某种精神力量面前，祷告也好，礼拜也好，实际上是自我释放一种力量，让我们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不再受任何源自生活的某种力量的约束。至于这位上帝是谁，从一开始我就不是很在意。
有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在我专门研究佛教以后，我还想做一个基督教研究的学者。现在，或许还能做一些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投身于基督教研究的冲动几乎没有了。人生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慢慢成了一个佛教学者。从1993年到2005年，我几乎所有的精力是在研究佛教，其他的学术兴趣不断萎缩。但在2005年，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担任北大哲学系副主任。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是一个“官”，而是一份苦差，所以很多年以后我表示要解任不干的时候，那是发自真心的。但在2005年，我还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务，对这个“副主任”还是很好奇的。上任伊始，发现正好是北大宗教学系成立十周年，我就想搞一次纪念活动，但实际上根本就没人理我。我想那就算了，但我还是偷偷地给宗教学系成立十周年搞了一次庆祝，决定要开一门新课——中国宗教史，要在各门具体的宗教史的基础上，开设一门综合的中国宗教史。从整体上去认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这也就是我当年要从上海到北大的原因，理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宗教”只是一个概念，它要比“哲学”更真实地体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甚至还有丰富的民间信仰。哲学家的思想和老百姓的思想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既想了解天才人物的思想，更想了解平凡人物的心灵事迹，包括他们真实的信仰、他们对于世界的真实理解。“中国宗教史”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2年，这中间有很多老师参与。记得第一次上课，我请楼先生开场，那个学期还请了系里四位老师一起主讲，后来就成了王宗昱老师和我隔年的秋季轮流主讲。我们希望建构一个从整体上认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宗教史，这门课是大类平台课，我们希望其他专业的同学也能对此有所了解。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龄相对算老的老师，非常在乎自己讲授内容的完整性，很在乎知识的系统性。不过，现在的年轻学生好像更关注知识有没有意思，如果觉着没意思，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老师嘴里的“系统性”。
时代确实在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注点。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想学一个东西首先追究的是一种原原本本的来龙去脉。比如我要学神学，那神学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展的、现状如何，在学了这些基础知识以后，才去讨论谁最有意思。现在的学生一上来就问：谁最有意思？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又比如我们当年读书，要读到一本书挺不容易的，要获得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也挺不容易，更不要说与人讨论。现在孩子们拿手机一下，知识性的东西就都知道了。我们现在关注“通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学生最关心的事情直接告诉他们，激发他们的兴趣，把研究的理由、方法以及有趣的话题抛给他们，让他们自己钻研下去。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更习惯专业教育。现在的通识教育，实际上更强调不同专业之间的结合点，真要讲好这样的课程，对老师的知识面要求更高，对老师的理论思辨能力要求也更高，老师在课堂上要有“撩人”的本事。对大学老师来说，读材料、念讲义的时代结束了。我自己讲中国宗教史，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教学上的变化。北大学生的知识面很宽，领悟力也很强，他们要的并不是系统讲授，这只需要点到为止，他们更需要深入的分析，然后回去自己“炼”。要逼他们回去自己看自己写，还要跟他们讨论，表情还不能太正经，这可能比讲课更重要。在学生时代，我从神学走进佛学；当了教师以后，我跟自己的学生一起成长，又从佛学走到了中国宗教——在我看来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研究视角。
我的天台宗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从此我被认为是研究天台宗的学者。但我更关心天台宗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新思想，更愿意了解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社会之间的磨合过程。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思维方式，带来了一堆新的术语，还有一批新的经典，这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结构、经典谱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最近的研究，是在考察佛教的传入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医疗文化系统。在宗教史上，不光是佛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借医传道，这是有普遍性的规律的。宗教徒和医生一样，都在“救死扶伤”，一个在乎肉体的健康，一个更在乎精神的存在，尤其关心死后的生命状态。医学与宗教，有太多太多的交集。如果医生、病人的内心对生命一点敬畏感都没有，治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佛教自己有一套医疗文化，明确地区分了两种疾病，一种是生理性的疾病，一种是心理性的疾病。佛教在治疗心理性疾病上有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办法能让你的日常生活变得平安、宁静，让人没那么多的烦心事。念经也好，打坐也好，单纯地相信佛、菩萨、师傅的加持力，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让人没有杂念。这里有科学也有宗教，而事实上，每个人的内心总是在虚幻与真实之间，如同清醒与睡梦。
最近半年，我一直在研究天台宗里面涉及治病的内容。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读到了这些东西，但是没感觉，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系统地讲了好几遍中国宗教史，再来看这些材料，就发现这背后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宗教为什么会对我们中国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它有实际效果，这个实际效果就是医疗，它真正影响到了我们的医疗文化。
天台宗特别重视经典和禅修这两个方面，它的核心思想是止观修行。智者大师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如何治病，认为止观的显著功效之一就是治病。
我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智者的讲解大量引用了中医的说法。在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医取得重大发展的时代。从中国疾病史的研究来看，南北朝的瘟疫控制得非常好，要比此前的两晋时期少很多。这很可能与当时佛教、道教在传法的时候大讲治病有关。治病，看上去好像很普通，没有什么思想内涵，但是怎么治病，却大有玄机。采用什么医疗技术与医学理论，直接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化构成。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主动融合，是佛教中国化的真实体现。这是我最近非常关心的事情。而印度的佛教，到了隋唐，成了中国文化取得新的突破的重要原因。
佛学院的宗旨
我们常说，北大有三大功能：一个是学术研究，一个是人才培养，一个是社会服务。按照我们校长的说法，人才培养是第一位的，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教书育人。为什么请你来教书？因为你学术研究做得好，但把你请来了，就要教书育人。特别是人文学科，更要把教书放在第一位。
我们有时候也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譬如，我的专业是佛教研究，平时就和一些佛学院、寺院来往密切。譬如，我和深圳的本焕学院关系不错，从这个学院的创立到现在的运行，我不断地去参与、去了解。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宗教在眼下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家的生活经历、知识水平都不一样，包括家庭状况、收入结构，也都很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大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样。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人没有和社会同步成长或共命运造成的。如果这个社会退步了，你也要心甘情愿地退步，及时调整心态去面对它；如果这个社会进步了，你也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这是大势所趋，个人在这个社会大潮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对宗教徒来讲，整体上和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多多少少在排斥这个社会的进步，所有的宗教徒都有一定的出世倾向，只是程度不一而已。这种出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无聊，总是超脱一点，在生活里不是那么计较。这听上去是非常好的，但与社会的距离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们帮助办佛学院，是要培养能够去领导或者引导普通佛教徒的精英，让佛教徒能够与这个社会共成长，适应这个社会。这是我们办佛学院的一个目的。
要让佛教徒与社会共成长，并不是要他们成为一个俗人，而是要他们跟得上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更新，包括对佛教自身的理解。这段时间我经常讲，中国佛教再启航，要有一个新的知识基础。这个知识基础，我把它概括为八大宗派、三大语系、五大宗教。八大宗派就是我们传统的佛教宗派，历史上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八大宗派；三大语系是藏传、汉传、南传，藏传佛教主要是藏语的经典，汉传佛教有汉语的经典，南传佛教有巴利语的经典，三大语系同时出现，就要我们对佛教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五大宗教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我们对当前其他的宗教要有很好的认识，跟谁在做邻居心里要明白。这听上去好像太难了，但是我们只要有了这个想法就可以速成。首先只是一个大概的认识，接着要了解儒家的思想、党的宗教政策。中国佛教徒要有力量，要有自信，首先要有足够的知识基础。这个知识基础，首先要把家底摸清，最重要的家底就是佛教自身的传统。
中国佛教徒要有新的知识基础，成为一个佛教精英必须要有一些特定的素质，这就得靠教育。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专门做佛学教育，我们建议佛学院推行分流制度，有一批是扫盲级的，有一批是精英培养级的。扫盲级的人对八大宗教有所了解，甚至只要了解一两个宗派就可以了。但是精英班是835部队，对八大宗派、三大语系、五大宗教都要有所接触。
佛教也要与时俱进
研究佛教有两条基本的路线，区别是把佛教放在中国文明史里，还是放在世界文明史里。更多强调它是外国的起源时，那么在中国境外有很多不同语种的佛典，还有它的历史，这个时候你是把佛教放在一个世界文明史的框架里去理解；更多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时，那么这是放在一个中国文明史里去理解。我的佛教研究，总体上是按照中国文明史的框架去理解的。但是现在一方面，我们要把佛教还原到世界文明史里面去，要了解佛教从最初到后来的传播，一直到今天的变化。另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把佛教放到中国文明史中，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接触的这种佛教实际上是有自身特色的佛教，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了，但也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它才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才会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进一步与时俱进，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佛教宗派，有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等，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发展，我称之为历史上的阶段性终结。到现代社会，中国面对的情况不一样了，中国要面对整个世界，在这样一个新格局里面我们怎么去理解知识和文化，怎么让我们的老百姓与时俱进、有文化自信，怎么重新激活儒家思想，这些是我们这一代学者要做的工作。
现在想激活儒家思想的一些学者也好，社会上的一些实践者、倡导者也好，他们有时候还想让儒家作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我想这有点夸张了，不太可能的。怎么重新在当今的世界格局里激活儒释道的思想，构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既能让我们的老百姓满意、有自信，又能够让其他地方的人民接受、喜欢？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
《我在北大当教授：20位北大学者访谈故事集》，知识实验室 编著，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5月。
（本文为《我在北大当教授：20位北大学者访谈故事集》一书书摘，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