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个人情绪来说，庄子最看重的就是平静的心态。首先，平静的心态有助于认识的准确性。《天道》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用“水静”可以明鉴须眉、平准高下，来说明心静有利于认识天地万物。其次，心静还具有无限的感染力：“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第三，心静有利于养生。《庄子·刻意》指出：”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惔矣。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外物》也说：“静然可以补病，眦 可以休老。”真可以说是“一静而三益”，因此圣人的表现之一就是“外化而内不化”，在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事务时，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当庄子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世界时，他可以齐同万物，自由自在，做到内心的平静，然而一回到现实，他又会显得满腹愤懑，最能表现这一矛盾的当属《德充符》中的一段文字：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众矣，我怫然而怒；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
申屠嘉早年因犯法而受到了刖刑，后来跟随伯昏无人学道，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能够像王骀一样，“视丧其足，犹遗土也”。用申屠嘉自己的话说，就是刚刚受刖刑时，别人嘲笑他是个刑余之人，他都会“怫然而怒”；自从受到老师的教诲之后，当别人在嘲笑他时，他“废然而反”，一点也不生气了。这是理想的圣人境界。然而事实是如此吗？当子产对他有所蔑视时，他依然是“怫然而怒”，一连使用了三个“过”字，去斥责子产，为自己辩护。这是现实中的真实的申屠嘉。
申屠嘉一边生气，一边还申明自己不生气，这一矛盾形象，就是庄子形象的自我写照。在他的理想世界里，庄子可以“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能够做到齐是非、一物我；然而一回到现实，庄子就愤愤不平。在政治态度上，他批判了从黄帝至当时的“昏上乱相”，认为他们的治理是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在思想上，庄子批判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学派，儒家的仁智，墨家的勤俭，法家的重刑，统统被他扫进了思想垃圾篓里，特别是名家的“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蹍地”等等，在庄子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庄子同申屠嘉一样，其人格是分裂的。《庄子·齐物论》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
《庄子·天道》中的轮扁也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对此《天运》讲得更明确：“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鞋印是鞋子压印出来的，但鞋印毕竟不等于鞋子；语言是阐述大道的，但语言毕竟不等于大道。大道的精髓，就好比轮扁斫轮时的“得心应手”，是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庄子的这一思想应该说是正确的，道理的精妙部分，感情的细微部分，的确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后来的克勤佛果禅师还写过一首更为形象的诗：金鸭香销绵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男女幽会时的那种酸甜苦辣的复杂感受，无论如何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更何况是深邃精妙的大道！于是庄子就生发出另外一种期盼：“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正是因为老子和庄子都认为大道的精微部分不可言说，所以他们又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两句话既见于《老子》第五十六章，又见于《庄子·知北游》。在《知北游》中，庄子还举例说明，一言不发者才是“知道”之人，侃侃而谈者并不“知道”。一言不发，或者用“目击道存”的方法与忘言之人交谈，这只是庄子理想世界里的事情；一回到现实，老子写了五千言，庄子则“青出于蓝”，“著书十余万言”，这两位“知道”之人侃侃而谈，越说越多。关于老庄的这一言行矛盾，已经被大诗人白居易发现了：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我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庄子的这一言行矛盾的出现，就是双重生存世界所引发的。在理想的世界里，孔子与温伯雪子之间可以一言不发，目击道存，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是圣人与圣人之间的思想交流；而在现实世界里，庄子面对的是一群凡夫俗子，他不得不使用语言对他们喋喋不休了。实际上，庄子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矛盾：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按照“知者不言”的理论，庄子就应该一言不发，然而他说了许多。面对自己写出的文字、说出的话时，庄子不能不感到尴尬，于是只好“耍赖”：我说了等于没说。在《齐物论》中，庄子干脆抹杀了“有言”与“无言”之间的区别，提出“无谓有谓，有谓无谓”，没有说等于说了，说了等于没有说，用这种“齐同”的标准去衡量，无论庄子说话还是不说话，他都“立于不败之地”，都是圣人的一种表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