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传存于世的《坛经》异本甚多，日本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1]共列出异本十四种。又，日本柳田圣山编“禅学丛书”之一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也收入了十一本之多。然而根据目前学术界一般的看法，从《坛经》内容的演变历史来考察，真正具有异本意义的只有四种，即：唐敦煌本、晚唐惠昕本、北宋契嵩本以及元宗宝本。《坛经》从敦煌本至宗宝本，文字增加了一倍，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这对于研究禅宗思想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和深入分析一下这四种《坛经》本子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在这四个本子的演变中，契嵩本的出现，才使《坛经》在内容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惠昕本虽说也增加了一些内容和文字，但总的来讲与敦煌本相去还不算甚远。而宗宝本则是在契嵩本的基础上增衍出来的，也可算作一个系统。因此，《坛经》内容的关键性变化是发生在契嵩本上。
据契嵩本最初的刊刻者郎简在《六祖坛经序》中说，他素来敬重《坛经》，但“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于是，他请契嵩对通行的《坛经》进行校订。不久，“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五十六年前，胡适在《坛经考之一》中考证说，郎序中所指“文字鄙俚繁杂”的“俗所增损”本，其实是真正的古本，即敦煌本（后来日本发现惠昕本，因此，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修正此说，认为郎序所谓“俗本”，可能是指惠昕本），而契嵩所得之“曹溪古本”，乃是在慧能死后约七十年左右出现的一本叫做《曹溪大师别传》（《曹溪大师传》[2]的书。）胡适的这个考证是正确的。细考契嵩所增加和订正的内容，其主要部分都来自《曹溪大师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与《曹溪大师传》的合编本。
那末，《曹溪大师传》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胡适认为，此书“实在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本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又说：“不幸契嵩上了他们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坛经考之一》，见《见胡适文存》第4集卷2）胡适此说未免过当。《曹溪大师传》中确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如为了抬高慧能的地位，编造了不少谎言和神话，以至连历史年号次序都搞颠倒了等等。但是，从其所记录的一些思想内容来看，尚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一本“毫无历史价值”的伪书。又，契嵩乃北宋初著名学僧，并非轻易就会上当的人。他之所以采录其中大量材料增入《坛经》，想必是有其所见及有其用意的。对于契嵩当年的所见和用意，我们无须妄加推测。但我们只要仔细地比较一下敦煌本《坛经》和《曹溪大师传》，立即就会发现，两者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认为，这些差异，对我们全面了解慧能思想，以及禅宗各派对慧能思想的理解和阐发是十分重要的。胡适由于注重于考订版本的流变，因此，比较关心敦煌本《坛经》和《曹溪大师传》中一些史实和文字上的差别，而对两者思想内容上的差别却留意不够。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对《曹溪大师传》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把它与敦煌本《坛经》作一番仔细地比较。
《曹溪大师传》全文约六千二百字左右。敦煌本《坛经》的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3]而《曹溪大师传》的全名为“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慧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时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我们如果把其中附加的文字去掉的话，前者可简称为“六祖慧能大师施法坛经”，后者可简称为“六祖慧能大师传法宗旨”。由此可见，两者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就这一点来讲，称《曹溪大师传》为别本《坛经》亦未尝不可。
《曹溪大师传》与敦煌本《坛经》在思想内容上最突出的差异是：在《曹溪大师传》中《涅槃经》地位显著，而在敦煌本《坛经》中则特别强调《金刚经》的重要。查敦煌本《坛经》中，《涅槃经》的名称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就连在王维撰《六祖慧能禅师碑铭》中记载的慧能在南海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一事，在敦煌本《坛经》中也只字未提。然而在《曹溪大师传》中，则除了记载有听广州制旨寺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意义一事。[4]这是与敦煌本《坛经》中记载的慧能在礼拜弘忍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曹溪大师别传》中，慧能还有两次引用《涅槃经》来讲述他的“传法宗旨”。这与敦煌本《坛经》反复强调的“但持《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第二十八节）的“最上乘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又，与此相关，在敦煌本《坛经》中，“佛性”一词，总共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出现在慧能初见弘忍时的答语中，即：“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第三节）一次出现在慧能的一首得法偈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第八节）再一次出现在慧能答韦使君问，评论达摩对答梁武帝问话的意义一节中。慧能是这样说的：“和尚（达摩）言：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见性是功），[5]平直是德，内见佛性，外行恭敬。”[6]（第三十四节）此外，全书凡论及心性之理的地方，均使用“自心”、“本心”、“自性”、“本性”、“净性”、“本觉性”等概念。然而，在《曹溪大师传》中“佛性”一词俯拾皆是，却无一个诸如“自心”、“本心”、“自性”、“本性”等概念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注释：
[1] 见《伊藤隆寿氏发现的真福寺文库所藏〈六祖坛经〉介绍》（1979年11月驹泽大学佛教教学部论集第十号）。
[2] 此书作者未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保存有古抄本、刻本。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2编乙第19套第5册中收有此书。此书在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大师唐贞元二十一年（805）请回的经目（“超州录”）中题为《曹溪大师传》，日本无著道忠（1653－1744）手抄本题为《六祖大师别传》，兴圣寺刻本和《继藏经》本则均题为《曹溪大师别传》。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的《慧能研究》（1978年大修馆书店出版）中，以延历寺藏叡山本为底本，参校以道忠手抄本、兴圣寺本及《续藏经》本，并定名为《曹溪大师传》是本书目前最完善的校读本。本文引文即据此本。
[3] 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所请经目中有“曹溪山第产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一卷，当是《坛经》的又一具名。
[4] 关于此事《曹溪大师传》记述如下：“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至（一作“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大师昼与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为无尽藏尼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解释其义？’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天机自悟，非人所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大师即住此寺修道。”
[5] 本文所引敦煌本《坛经》为铃木大拙校本。此四字据Philip B.Yampolsky 校本（见该作者所著《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采兴圣寺本增补。
[6] 在第三十二节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若遇人不解，谤此法门（指顿教法门），百劫万劫千生，断佛种性。”也可说挨着了“佛性”概念的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