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烦恼的爱，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太公令”与“天马号”——那些有名字的抗日战机
二战中很多国家的空军都习惯给战机进行命名，中国空军也不例外。中国空军的战机命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其一是由政府进行命名：由于抗战中国民政府号召全国民众捐款购机、航空救国，因此很多战机被政府以地域、单位、团体或个人的名字进行命名，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抗战结束；
其二是由飞行员自己进行命名：抗战后期，中国飞行员看到美方飞行员流行给自己的战机起一个吉祥的名字，于是也效仿他们，自己给飞机进行命名，但由于此时人多机少，飞行员没有属于自己的飞机，因此大部分时候只有队长才能命名，但飞机还是大家一起用。
早在1.28第一次淞沪会战后，民众的捐款购机行动便已出现。上海天厨味精厂的职员们在目睹了日军对上海的狂轰乱炸后，决定捐款购买一架战机，用于支援抗日。1933年，天厨味精厂以11万元的价格订购了1架捷克产K-47全金属战斗机，捐献给南京政府，并将附赠的1架小型教练机捐献给中国飞行社。1934年国民政府将两架飞机分别命名为“天厨”号和“天厨副号”。
从1933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团体、民众和各国华侨总计捐献了上百架各型战机，极大地支援的抗战。1933年，上海各界捐献飞机有“上海市第一号”、“沪二号”、“沪学号”、“沪商号”等，浙江民众捐献有“浙江救国号”，中央军校师生捐献有“黄埔第一号”，浙江政学两界捐赠有“浙政号”和“浙学号”。
1934年，安徽、湖北和河南各界捐献有“安徽号”、“湖北号”和“河南第四、五号”，各地铁路员工捐赠的“平汉一、二号”、“正太铁路号”、“北京铁路号”等，爪畦华侨捐赠的“爪畦”号。1935年，吴兴绸业小学捐赠的“儿童号”、交通部邮政员工捐赠的“邮政员工一、二、三、四号”等等。
而到1936年的“献机祝寿”运动，更是达到了高潮，截止到1937年底，这次献机运动共购机114架，命名102架，这其中广东省以11架飞机（一说为18架）位列全国各省之首。
其中机关团体捐赠有“公务员号”、“省银行号”、“四路军号”等，广东赌王霍芝庭和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霍宝材父子捐赠有“芝庭号”和“宝材号”…而广大华侨在这次献机运动中表现最为踊跃，他们的捐款占了总捐款的20%，仅马来西亚一地的华侨就捐赠了高达13架飞机。
捐赠飞机的运动一直延续到了抗战结束，这其中还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1936年献机运动中，一位因在9.18事变中反抗日本侵略而受伤致残，被迫流浪到上海，并沦为乞丐的东北青年，靠省吃俭用将数月辛苦乞讨赚来的一元法币捐献出来用于购机，扣除汇款后实捐9角8分6厘。
1940年，四川合川县举行“一元献机运动”，全县各乡镇小康之家8岁以上人口，每人劝募1元购机款，全县最大的一个家族一次捐款24500元，甚至有一位农民将自己身家的四分之三，四十亩田租（约合24000元）捐献了出来。就这样，合川县以区区一县之力就捐赠了3架战机，被命名为“合川一、二、三号”。
献机活动的热潮迅速席卷了全国，佛教界捐献了一架飞机“佛徒号”，青帮大佬杜月笙捐献了两架飞机，被命名为“月文号”和“月辉号”，甚至监狱的囚犯也积极捐款购机抗日。
1941年，洛福县监狱在押犯人董作明将自己仅有的5元积蓄捐献给了航委会用于购机，并劝说其余12名犯人总计捐出了47元2角6分的购机款，他还把飞机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在狱人号”。
1941年11月29日，五华县监狱全狱停食一天，用停食省下来的120元伙食费，捐给重庆市航建会，用以购买战机。而华侨领袖陈嘉庚更是发动和号召了全世界的华侨为抗战捐赠了高达217架飞机。
全国各地的机关单位团体、民众和海外华侨捐赠的这些飞机，在抗战中起到了极大地作用。空军的将士们驾驶着这些战机，在天空上英勇地抵抗日寇的侵略。其中在抗战初中期，最著名的战机要算由美国华侨捐赠并命名为“檀香山华侨号”的伊—152战机了，因为这是抗战空军的头号王牌柳哲生的座机。
伊—152战机机动性能出众，尤以水平盘旋机动见长。1939—1940年间，柳哲生驾驶这架战机，在重庆上空共击落了7架日机（此为官方认可战绩，另还有未确认战果多架。），占到了其战斗生涯总战绩的一半以上。“檀香山华侨号”在重庆的天空中威震敌胆，曾有幸存的日军飞行员说到：“从编号上看，这架来袭击我的伊-152飞行员应该是中国空军著名的“荒鹫”柳哲生，今日死里逃生，真是幸运啊！”
抗战后期，中国飞行员也开始自发的给飞机进行命名，其中有“铁罗汉”、“千里眼”、“小意思”等名字。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名气最大的战机，则要算被叫作“太公令号”的P-40了。这架战机曾是两位王牌飞机的座机，他们分别是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七中队的首任队长徐华江和第三任队长王光复（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亲哥哥）。
徐华江是这架飞机的命名者，他曾回忆道：“我心就想，如要取名字第一字体笔划一定不能太多，以免在空中不容易辨别，同时又要有意义。想起了小时候所最喜欢读的一本小说“封神榜”书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个性及名字至今依旧耳闻能详，其中有一位奇人就是姜太公(名为姜尚号子牙)在军中扶助(周)武王伐纣，他等于现在的军中的参谋幕僚长，建立了很大的战功死后封神，在众神之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并能领导全众神下达命令…虽是如此我也就把我飞机也神化了，就把我的座机命名为“太公令”三个字。并将这几个字请机械员，采用黄色的油漆写上，飞在天空上就非常的明显了。于是，我座机两面都写了“太公令”三个字，并告诉队员们此名字的由来。
中美飞行员都跑来要同我飞机照像，想沾一点众神的保佑…”这架飞机随徐华江多次驰骋战场，并有过击落日机的记录。而让这架“太公令号”真正扬名的，还是王光复。王光复驾驶这架P-40战机，总计击落了高达8架日机，他也成为了抗战空军的第四号王牌。特别是在1944年10月27日的荆门战役中，他驾驶着这架战机，一人便击落了1架轰炸机和2架战斗机。在整个战斗生涯中，该机从未被日机击落过，堪称一架极其幸运的战机。
抗战后期的另一架著名的战机是一架名叫“天马号”的P-51战机。该机曾随第四大队参加了1945年中国空军远征南京明故宫得那场著名战役，并有击落日机的记录，此后，这架飞机作为中华民国当时最先进的战机，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第四大队最后一任大队长徐华江的座机。徐华江曾回忆说；“这架飞机机头前下方有四大队(志航大队)的队徽，有了上次取“太公令”为名非常的幸运。
此次，也将队长座机取名，其上前一样的位置写上“天马”二字，其名是从“天马行空 昂昂不群”而来，意思为特立独行出众的意思。机身上有红色三细一粗代表上校大队长(空军编制大队长官阶是上校)，事实上，当时我只是有中校官阶，机尾三圆圈代表四大队的三个中队，红色21队、黄色22队、蓝色23队。”
“伟绩光昭青史册，不教青史尽成灰。”
抗战的硝烟早已远离我们而去，而那些有名字的战机和那些驾驶着战机的先辈们，则未曾远去，他们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因为这是属于整个国家的抗战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