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佛、道三家思想中，心性论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家心性论既各有特点又相互关联，要厘清其中一家的心性论思想都不能不关注其他两家，道、儒二家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心性论思想自然有很紧密的联系，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外来文化，在思想、哲理、语言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和中土都有差异，但印度和中国同属东方大国，又有很多共通的思想意识。佛教在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首先是梵僧来华传译，这些梵僧往往在中国生活多年，逐渐熟悉了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梵僧甚至精通汉语。他们的传法不能不考虑汉语的语言习惯和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弘法不能无视中国的民风和习俗。随着中土出家人的增多和中国僧团的成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出家人在理解印度佛教教义、思想的过程中，原有的儒、道思想既是所知障，又必然是比附、参照和理解的依据。佛教的东传是为“化中国”，事实上基于这样的原因又必然使印度佛教“中国化”，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中国道家的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心性论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禅宗的心性论而言，道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道本体观、自然观和无为观等方面。
一、“道”与“空”、“禅”、“佛”
“道”是先秦子学思潮中涌现出的首席概念，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核心的概念”。在道家哲学中，“道”是最高的范畴，其主要意义是万有的本原，宇宙的实体或世界的本体。老子首先提出与阐发“道”的上述哲学意蕴，庄子沿着老子的自然主义道路前进，打破本体“道”与现象的对立，认为“道”既是自本自根，又是周遍含容的，并进一步提出道“无所不在”的论题，说道“在蝼蚁”、“在屎溺”（《庄子·知北游》）。强调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后根源的“道”既是普遍的、绝对的，又是不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相对的。“道”出于万事万物和日常生活，或者说，在万事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就能开显出“道”的意义和境界。庄子还突出“道”作为人的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意义，并认为这是通过体悟而得到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吸取了道家“道”的概念，运用“道”这一语言形式，而对“道”的内涵加以改造、发展，把它作为自家的本体范畴、内在佛性、绝对真理、最高境界，为心性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东晋十六国时青年佛教哲学家僧肇在《肇论·不真空论》中这样说：
不动真际，为诸法立处。非离真而立处，立处即真也。然则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真际”，即实际，其具体涵义是指“法”性空，即万物原本为空；“道”，指佛道。意思是说，真际与诸法（事）相即不离，佛道与真际相合一致，这样，“道”也并不远，是“触事而真”。“道”与“真”相通，也就是“道”与“空”相通。这里包含着以体悟空为“道”的思想，是与印度佛教传入后通常视“道”为“菩提”（觉）和修炼道路、方法这两层意义很不一致的。僧肇这种以真心体悟万物本空是“道”的思想，实际上是吸取了道家最高哲学范畴“道”的思维成果，使“道”成为具有最高真理、终极价值、圆满境界等意义的中国佛教哲学范畴。僧肇的万物本空、触事而真的思想，也即有关“道”的思想，对后来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影响非常巨大。
如果说上述僧肇的《不真空论》已把“空”与“道”沟通起来，含有以“空”为“道”的思想倾向的话，那么，与禅宗四祖道信同时的牛头宗法融禅师则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空为道本”的本体论命题，并与新型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极富中国思想特色的禅修理论。法融认为“大道冲虚幽寂”、“虚空为道本”，由此他反对道信的“安心”法门，强调“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法融讲的道是道家的世界本体“道”，所谓“道本”，即道本原、道本体。法融所讲的“冲虚幽寂”、“虚空”，作为“道本”，是说“虚空”为万有的本原，这和佛教般若空宗以宇宙万物乃至如来法身毕竟寂灭虚空的思想虽有一定联系，但其立论的角度、论证的重心和阐明的观点都是不同的。法融吸取道家的“道”作为佛法的基本观点，又以虚空为“道本”，把道家的“道”和佛学的“空”融为一体，构成玄学化的佛教本体论。法融还在“空为道本”的思想基础上阐发“无心合道”的心性论思想，对于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造成了巨大冲击，并极大地影响了慧能禅宗，尤其是青原石头一系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