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的许多语言都是来源于佛教，这已成为普遍性的文化，例如“平等”最初就是来源于佛教。谭嗣同也认为仁以通为第一要义，而通之象则为平等。关于“仁—通—平等”理论，他在《仁学》的开篇的《仁学界说》中进行了总结，其中他认为“通”有四个组成部分，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那么作为通之象的平等，与之一一对应的也形成了四种平等，即：中外平等、上下平等、男女平等、人我平等，第一个是关于国家间，民族间的平等，第二个是关于君与民、父与子的平等，第三个是讲性别平等，而第四个可以说是对前三个平等的总结和升华。
做到了前三个平等，那么人我平等也自然会实现了。他说：“人我通，多取其义于佛经，以‘无人相，无我相’故也。”在他看来，人我通就是众生平等，就是无分别无等差，也就是“无人相，无我相”。但进行实践起来，不能只谈人我平等，否则太抽象，难以把握，因此还必须回归到前三个平等，分别同时实施，缺一不可。关于中外平等，谭嗣同说：“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國，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以此为心，始可言仁。”
无论国家的贫与富、大与小、人口的多与少，只要是地球上的一切苍生，都是要解救的。不要留下任何死角，不能因为善小而不为。同时，谭嗣同认为要破除国界，提倡全球人类皆为兄弟姐妹，依法治国，这个法要在国际上具有约束力，使各民族互利互惠，不再有侵略和压迫。教行天下，此教要打破教界的束缚，可结合各民族的信仰，开启全人类的智慧。他从政、教、法三个方面阐明了自己关于中外平等的理解。
关于上下平等，谭嗣同首先针对三纲进行了批判，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则民，而民则君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谭嗣同认为君臣本来源于民，且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君臣的职能就是为民办事，人民所上交的赋税只是让君臣用来为民办事的，而不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如果君臣能为民办事办得好，那么人民就拥护他。反之，则可以换别人来做君做臣。这些都反应出谭嗣同的民本、民主思想。其次，他又反驳了父子之名，他说：“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且天又以元统之，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压也，平等也。”不要被父子之名所束缚，父子均为天之子，相忘则能达到平等。
关于男女平等，谭嗣同说：“佛书虽有"女转男身"之說，惟小乘法尔。若夫《华严》、《维摩詰》諳大经，女身自女身，无取乎转，自绝无重男轻女之意也。茍明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可见，女性也具备佛性，若能持戒修行，也能修炼成佛。佛在《首楞严三昧经》中说：“善男子！发大乘者，不见男女，而有别异。所以者何？萨婆若心，不在三界，有分别故，有男有女。”一般的凡夫俗女若得证悟，就可以超越性别上的差异，不再有男女的分别，中国佛教里也有观世音菩萨化现女人的说法，也正是说明了女性所拥有的慈悲、教化的形象，以此来表达女性对社会贡献的肯定。
关于人我平等，谭嗣同说：“人与人，地与地，时与时，事与事，无所往而不异，则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今求通之，必断意识；欲断意识，必自改其脑气之动法……意识断，則我相除；我相除，则异同泯；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平等，則洞澈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矣。佛氏之言云：‘何是山河大地？’”又说：“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通商仅通之一端，其得失已较然明白若此。故莫仁于通，莫不仁于不通。”社会如果能达到“仁—通‘的境界，首先还是要先断意识，也就是除去个人私心私欲，也就又回到了佛教的“破我执”，其次，意识断后则无我相，无人相，也就是无差异，无攻取，则平等之世界自然形成。
四个平等中以人我平等为重中之重，人我平等包含了中外平等、上下平等及男女平等，只要做到了真正的人我不隔，互尊互爱，那么前三个平等也会自然形成。近代社会的变革是以“平等、自由、民主”为口号的，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没有关于平等的人文渊源。谭嗣同运用了佛学的众生平等论，建立出了一个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都平等的“仁—通”社会。虽然他的平等的佛学观在理论上还极不成熟，但在在批判专制伦常下的悲惨现状时却入木三分。他的平等理论解释了社会关系的原始状态，认为初有社会是一个人性平等的民主的社会，而佛学的心性论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谭嗣同是利用了平等的佛性来论证了平等的人性。当一切众生遍地成佛之时，也即社会实现了普遍的平等后，臣民与君主的差别也就自然泯灭了，到那时社会则又回到了人类关系的本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