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从1923年出走，到1937年圆寂。十四年间，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
十三世达赖稳坐西藏，成为五世达赖之后第一个在西藏行使最高政教权力的“教皇”，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科技和民政改革，是为西藏近代化的开启者。虽然没有如外蒙古一般宣布“独立”，但其自主程度却要比外蒙古还要大得多。
而九世班禅则成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面旗帜，成为民国历届政府用以招抚西藏，力图恢复对西藏主权的重要媒介。无论是北京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对之极为尊礼，通过种种方法谋求让九世班禅返藏的机会。
（资料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图片来源于网络。）
两大活佛便这样分道扬镳，那么，所谓殊途同归又作何解？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介绍“四大活佛”中的另外两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章嘉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各部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在藏传佛教中，“呼图克图”是要“道行至高”的喇嘛才能获得，所谓“道”是指精通佛典，学识高深，所谓“行”是指持守戒律，普度众生。
那么，谁来认定道行是否至高，可以获得“呼图克图”尊号呢？在清代之前，是由达赖、班禅来颁给，但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所以，哲布尊丹巴和章嘉两大活佛的宗教地位，是低于达赖与班禅的，而两大呼图克图之间，地位也原本判若霄壤。
先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按照蒙古文献记载，哲布尊丹巴活佛最早降生在印度，为释迦牟尼佛的五百佛徒之一，后转世在西藏觉囊派，传世十五世至多罗那他。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多罗那他应蒙古喀尔喀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二十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逐渐成为当地宗教领袖，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转而皈依格鲁派，被四世达赖喇嘛认可为喀尔喀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诸汗王认定于1635年（明崇祯八年）诞生于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这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不过，后世一些学者发现这一谱系大有问题，因为觉囊派一直是格鲁派的异端，觉囊派出身的多罗那他，如何能成为格鲁派在外蒙古地区对最高活佛？经过考证，认为多罗那他本就是格鲁派高僧，是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受教于四世班禅，被班禅称为“多罗那他”，但这个“多罗那他”是梵语“怙主”的意思，并不是指觉囊派活佛多罗那他。
无论哲布尊丹巴出身如何，但至少两点可以确定：第一，其系统是外蒙古的最高活佛；第二，其地位低于达赖和班禅，类似于格鲁派在外蒙古地方的“主教”。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称为纯粹的蒙古血统活佛，在喀尔喀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进攻，各部“丢弃庐帐、牲畜，纷纷南逃，昼夜不绝”。诸部汗王之间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归附俄罗斯的争论，在犹豫不定之间，“请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世哲布尊丹巴一锤定音：“我辈受天朝慈恩最重。若因避兵入俄罗斯，而俄罗斯素不信佛，俗尚不同，视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携全部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
于是，喀尔喀三汗率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并于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在多伦诺尔与康熙皇帝会盟，宣告了喀尔喀蒙古，亦即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册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并赐给金印。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当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明确说“所领天下释教”，而哲布尊丹巴系统本就是达赖喇嘛所册封的地方掌教活佛，雍正皇帝这一册封，直接将喀尔喀地区的教权从达赖喇嘛手中分了出来。到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皇帝再次册封二世哲布尊丹巴为“敷教安众大喇嘛”。
不过，虽然册封了哲布尊丹巴系统执掌喀尔喀蒙古教权，但因一世、二世哲布尊丹巴都转世于喀尔喀土谢图汗家族，而这个家族又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嫡系，本就在蒙古人中地位崇高，贵族血统和宗教权威结合得如此紧密，实在让清廷不放心。于是，在1758 年（乾隆二十三年），哲布尊丹巴二世圆寂后，乾隆皇帝下诏，命哲布尊丹巴三世不准在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应从西藏去寻找，断掉了哲布尊丹巴系统与土谢图汗家族的血缘联系。从三世到九世哲布尊丹巴都转世于藏区，有的来自西藏，有的来自青海，有的来自康区，均是藏人。
但即使如此，因为历任哲布尊丹巴都要在外蒙古库伦长期驻锡，与喀尔喀的贵族、牧民打成一片，很快便本地化，再加上从转世论而言，既然一世、二世都出自蒙古贵族，那么以后诸世也都有蒙古贵族的血统。所以，当辛亥革命前夕，外蒙古策划独立之时，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却完全站在蒙古人的立场上，出于“惟我蒙旗，遭此竞争时代，处此危险边境”的考虑，带领外蒙古四盟四部八十六旗宣布独立，被拥立为“博格达汗”。
那么章嘉呼图克图的来源又是怎样？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一世起便是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是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是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由四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派遣嘉色活佛在青海修建的一座寺院。因为是依照达赖、班禅两大活佛意愿修建的寺院，从建立之日起，便受到当地蒙藏各部的支持和扶植，发展迅速，成为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
郭隆寺规模宏大，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除了修建寺院的嘉色活佛系统之外，还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
而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情形发生巨大变化。二世章嘉活佛是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高僧，在西藏学习佛法时，便以“贯通经典，净修佛法，俱臻上乘”名满全藏，很多大喇嘛均拜于他门下。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世章嘉应邀参加康熙皇帝旨在调解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纠纷的“库伦伯勒奇尔会盟”，事毕到北京面见康熙，在与驻京喇嘛夏茸辩经中获胜，受到康熙嘉奖，命他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康熙皇帝在与准噶尔汗国的较量中体会到了达赖喇嘛在蒙古诸部中的崇高威望，而此时西藏还没有为清朝所控制，因此对他来说，如何消解达赖喇嘛在蒙古尤其是已经内附的内蒙古诸部中的影响是当务之急。
在内蒙古，本有很多历史久远，地位崇高的大活佛，比如席力图呼图克图、内齐托因呼图克图等，若从中选择一位予以扶持，本是最近便的。但这些大活佛的驻锡地都在内蒙古本土，传承数代，信众众多，且都已经在蒙古人中转世，属于“坐地户”。一旦受到扶持，很有可能如哲布尊丹巴一般成为内蒙古地区的独尊活佛，这是康熙帝不愿意看到的。
二世章嘉的出现，正好应了这个急：首先，章嘉系统不是郭隆寺寺主，在青海影响有限，在蒙古更是陌生的存在，不会出现如达赖、哲布尊丹巴等系统尾大不掉的局面；其次，二世章嘉道行很高深，扶持他不会遭到诟病；再次，章嘉系统驻锡地青海南接西藏，北邻蒙古，章嘉正好可以成为清廷沟通蒙藏的媒介。
于是，一系列的扶持行动展开了：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册封二世章嘉为“札萨克达喇嘛”。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命二世章嘉赴西藏，主持六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
1701年（康熙四十年），康熙皇帝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修建汇宗寺，作为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地区的驻锡地，并加封二世章嘉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敕封二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从此“国师”这一尊号便成为章嘉系统的专利，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在此之后，康熙皇帝又先后将五台山的镇海寺、普乐寺、集福寺、广化寺、慈福寺等赐予二世章嘉，使得佛教圣地五台山继青海、北京和内蒙古之后，成为章嘉活佛的又一驻锡地。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康熙皇帝正式明确“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也就是说，除了西藏，所有地区只要有格鲁派寺院和心中的地方，都由章嘉系统管理。当然，外蒙古有哲布尊丹巴，章嘉系统是无法掌管的，但青海、西域乃至内蒙古的教权，则正式归于章嘉系统的管理之下。
在四大活佛系统中，章嘉系统原本地位最低，但在清朝皇帝的扶植之下，遂成为最显赫的活佛系统，所受的尊礼、优荣无人可比。雍正皇帝即位后，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大起义，青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寺庙都跟随了罗卜藏丹津。清军进入青海镇压，不但蒙藏各部遭到“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的大屠杀，包括郭隆寺在内的诸多寺庙也被焚毁，二世却藏活佛、二世丹麻活佛、达克玛活佛等高僧均被杀害，但在战乱之中，雍正皇帝却专门叮嘱前敌总指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一定要保护好三世章嘉活佛。当年仅八岁的三世章嘉被护送到北京后，雍正皇帝亲自将他抱起，放在御座上善言抚慰，安排其生活学习，并发内帑重修郭隆寺，并赐名“佑宁寺”。
1727年（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皇帝正式下发谕旨，确定定了四大活佛的地位，谕旨中指出，哲布尊丹巴活佛是“乃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也”，而章嘉活佛则“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上”。
从此时开始，四大活佛系统的格局算是正式确定下来，虽然看似四佛并尊，其实在清朝统治秩序而言，是一高三低，章嘉系统以“国师”的尊荣，驻京陪侍“密近天光”的地位，成为清朝皇帝最为倚重的活佛系统。
行文到此，可以总结一下四大活佛的情形了：在宗教上，达赖系统本是NO1，但因为其历史上巨大的政教影响力，被清廷刻意压制，不但西藏之外的教权被分割，即使西藏内部，也有班禅系统与之分庭抗礼。班禅系统在宗教上并不低于达赖，但毕竟是后进，因此影响力比不上先入为主的达赖系统，而在西藏的政治势力，也全靠中央政府的扶持，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软化，便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九世班禅出走西藏，并与民国政府关系紧密，其根源便是如此。
哲布尊丹巴系统在外蒙古根深蒂固，地位得到清朝的认可，并在清朝的扶持下成为与达赖、班禅相等的活佛系统。其尊荣虽有清廷的因素在内，但更多则有赖于外蒙古的信众。清廷稳定而强大时，自然安边宣教，尊奉大皇帝。而清廷衰落，蒙古人要寻找民族的出路时，他便必须与之共进退。
章嘉系统最为特殊，在宗教上，其地位不高，且影响力仅限于青海湟北一带，虽然成为“国师”，掌管青海、内蒙古教权，但其尊荣完全来自于清廷，亦即中央政府。所以，当中央政府由清廷变为中华民国时，章嘉系统可毫无挂碍的迅速完成华丽转身，从清朝的大国师成为民国政府的大国师，为安定蒙古，怀柔西藏而出力奔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十三世达赖从印度回到拉萨，成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九世班禅则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面临着一连串的打击，并最终于十一年后出走内地；八世哲布尊丹巴已经在前一年宣布蒙古独立，成为“博格达汗”，并在这一年派出四路大军欲图统一内蒙古各旗；而七世章嘉则发表声明，赞成共和，并出面劝导内蒙古各旗王公，不要响应八世哲布尊丹巴独立主张。
清朝苦心孤诣设立的四大活佛，在民初，便这样分道扬镳。清廷的设置固然精密，但越是精密的仪器越是依赖于核心构件，一旦核心破坏了，整个仪器便分崩离析。
后继的民国政府需要很多时间和努力，才能让这部仪器重新恢复运转，让分道扬镳的四大活佛殊途同归。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