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最中国化，最具创新精神的佛教教派，相对于其他佛教教派的高深难懂的教义、繁文缛节的仪轨、清心寡欲难以坚持的佛门戒律，禅宗一向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为核心精神。也就是说，佛就在自我清净的内心之中，你不需要出家，甚至在家也可以修行成佛；你不需要严格遵守那些戒律，只要返回到清净的内心，就能成佛。由于教义简单易行，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信众，一时禅宗大盛至今不衰。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一种思想必须接地气，必须三贴近，必须简单易行，才会有传播力和生命力。崇尚现实生活和人伦思想的儒家能长盛不衰，而主张兼爱和无私奉献理想主义的墨家的衰落，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漫长历程中，产生了天台宗、律宗、慈恩宗、净土宗、密宗等众多教派，这些教派要么是思想高深难懂，要么是戒律太严，都没有获得大的发展。因为按照佛教的教义来说，佛教是教人如何获得快乐的，既然是获得快乐，那在现实中要忍受那么多的约束而不快乐，显然是有悖于人追求快乐的初衷，所以这些教派的发展规模并不大。
而禅宗就完全不同。禅宗是佛教进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产生的一种最具中国文化特色、最适合中国宗法制社会土壤的教派，这个教派的一些特点，让禅宗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群众基础。
禅宗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禅宗号称是教外别传，那就要为自己的独创性找到依据，否则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禅宗虚构了一个“拈花微笑”的故事。
据说在某日的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手里拿着一只金色的波罗花，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众人不解其意，皆默然无语，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心领神会破颜微笑。释迦牟尼便说，“吾有正眼法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就是禅门著名的“拈花微笑”的故事，从此摩诃迦叶就成了禅宗的初祖，如此以心传心一直传了28代，这28代都是印度人。但佛教的中国化，却有赖于中国文化的滋养，有赖于东土五祖的散枝开叶传播之功。
禅宗的东土五祖的初祖是菩提达摩。禅宗的第28代传人印度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见到了梁武帝。梁武帝醉心佛法到处建寺庙，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这种盛况。达摩与梁武帝见面之后，梁武帝想炫耀自己的功德，说白了就是想让达摩夸上几句，达摩楞是冷冷的说，“廓然浩荡，本无圣贤”，根本不理这个茬，二人不欢而散，后来梁武帝派人去追达摩，而达摩一苇渡江到了少林寺，面壁九年终于悟得禅道。所以后人写了一副对联说，“一苇渡江何处去，九年面壁待人来”。
从此，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面壁九年待人来，他等来的是二祖慧可。慧可俗姓姬，初名神光，又叫僧可。神光大约在四十岁左右遇到达摩，想拜达摩为师，而达摩面壁不理。天降大雪，神光屹立不动，大雪淹过膝盖。达摩告诉他，欲求佛道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行。神光就把自己一条胳膊砍掉献给达摩，于是达摩便收他为弟子。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要想求得正果，就要下点血本对自己狠一点，否则将一事无成。在禅宗的思想上，慧可提出“万法皆如，身佛不二”的思想，对禅宗影响非常大。
东土三祖叫僧璨。僧璨得到慧可传法以后隐居江湖，提倡一种放之自然、性逍遥的生活。可见禅宗思想受到当时魏晋玄学老庄哲学的影响很大。这种修行方式，也开启了后代禅宗中以六祖慧能为宗的南宗的先声。
东土五祖的四祖是道信。道信俗姓司马，禅宗在他手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因为在道信之前的禅宗，居无定所，没有明确的场所与组织机构，而是四海云游遇到山水佳处就隐居下来，老百姓们则安土重迁，没有办法跟着云游四海，所以信众不多影响不大。而道信就不一样了，他依山傍林在经济上自耕自足，开辟了修行的农场，大家一边干活一般修禅，影响力越来越大。道信在禅宗思想上提出“”当下即是自然之心，“随心自在”的理论，成为中国禅宗修行的基本态度。
禅宗的基本完成者是五祖弘忍。据说弘忍七岁时随道信出家，30年不离左右。弘忍文化水平不高，但他非常努力，领悟能力也非常强，弘忍倡导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就是把修禅与日常生活合二为一，倡导“禅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禅”的修行态度，这叫做农禅。这也体现了中国禅宗特有的老庄的风度。弘忍认为众生皆有自性圆满的清净之心，此心不生不灭，无有分别，此心就是真如佛性，而佛性为欲望所迷，因此只有能于日常生活中，观心守心，妄念不生，才能成佛，得道解脱。至此中国禅宗的思想修行方式到弘忍时代基本确立，形成了禅宗的东土五祖的谱系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