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圣贤心性观与佛教

中国圣贤心性观与佛教---冯学成

佛教传人中国之前，中国心性之学早已有深远的源流，并自成体系，而且相当繁荣。早在先秦时代，儒家的五经及《论语》、《孟子》，当然还有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以及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也就是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心性之学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的主题之一。

人们面对自然、面对社会，但有识之士则更多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思想，面对自己的情感。性善性恶的争论，人与天关系的争论，不仅贯穿着整个先秦时代，而且影响着两千多年来整个的中国历史文化，以至在现代社会中仍不时感觉到这种回音。

心性之学，其核心就是人们的心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种善恶的观念，引伸开来，就有知与行、人与天、本与末、体与用、有与无等种种相关问题连带而来，并且老是争论不休，似乎永远说不清楚。总而言之，占上风的当然是儒家和道家。

东汉以来，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心性之学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时期，佛教学说给中国心性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相互推动，共同影响和发展。从表面看来，在南北朝后期，似乎佛学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了优势，在隋唐时更取得压倒的优势。而实际上，在中国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和道家。极度繁荣的佛教学说，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学说，已经远非印度佛学的原貌，被中国化了，成为了中国佛教。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表面看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量，能够容许其在中国的发展。而实际核心之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学说本身就与佛学有相通之处，彼此没有根本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在许多方面，儒释道三家还能互补互用，共同提高和发展。所以到了唐代后期，三教同源与三教合一的思想就逐渐发展。从佛教传人中国后不久，儒道两家就或明或暗地大量吸取佛教精华部分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直到宋明理学的成熟和取得统治的地位。在明清两代，佛教才失去了千余年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被理学所取代。

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情况不用多说，在唐代，一代圣君李世民豁达大度，英武绝伦，功业盖世，只要有利于唐室万代之业，也应与他那个“天可汗”相符合，得到天下万族的拥护，岂止儒释道，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他也兼容并收，不加歧视。在唐代，不少著名的儒家大师，深知朝廷大略，也是遵循这一方针。而白居易、柳宗元、李翱等士大夫，晚年则倾心向佛。诗人李白较偏重于道，杜甫骨子里是儒家，但对佛教也同样倾心。反佛最著名的莫过于韩愈，他那《谏迎佛骨表》，把佛教斥为异端而大加攻击，不失为救弊之作。但这也只是针对宫廷和社会因崇佛、佞佛而带来的腐化和堕落，在其心灵深处，未必对真正的佛学有多大的成见，所以他被贬至潮州，遇到大颠禅师后，一扫仕途沉浮之抑郁，也乐于与佛道交游，并乐于其中了。如他与大颠禅师的书信中说：

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专辄有此咨屈，傥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归高居，亦无不可，旦夕渴望，不宣，愈白。

在这封信中，可见韩愈的心情，为得到大颠禅师的指教，已到迫不及待的程度。在与大颠禅师会晤领教之后，韩愈在另一封信中表达了他意识形态的转变：

愈闻道无疑滞，行止系缚。苟非所恋著，则山林闲寂，与城郭无异。大颠师论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义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独立空旷，无累之地，非通道也。劳于一来，安于所适，道故如是。

在这样的转变中，精神、情感对佛教的好感就深了，以至到寺庙一游，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舒适。如韩愈著名的《山石》诗，表现出的情趣和美感，远非一般诗人所能及：

山石犖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出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澈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来为人鞿。

嗟哉吾觉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寺院和僧人的生活，在韩愈心中已是美不胜收，乐而忘返了。这里其实又是与儒家思想相通的，孔子就曾有这样的愿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越尘俗劳苦，与自然融为一体，无荣辱、无是非的境界，儒释道三家是通的。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鼻祖，程颢程颐的老师，他就曾请教过鹤林寺的寿涯禅师，并得到四句心法的启示：“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并说：“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常总)开遮拂拭，无由表里洞然。”苏东坡同样得力于东林常总禅师。程颐是理学大师，方正严厉，排佛最力，但他自己却出入佛老多年，深受其惠。这类历史资料多年埋没，研究者常恨不得而见，这里选灵源禅师给程颐的一封信，供有兴趣者参阅：

答伊川居士

某启，承过听，以知道者见期。虽未一奉目击之欢，然闻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历叩殆遍，乃犹以鄙人未见为不足，不肯歇去耳。然此一歇，实不可强。而不歇之病，在依约信处，未能顿入灵源，亲见本体，发挥性地妙明真照，照彻一切。心之与法，了无端由。彻处已眼豁开，正当是时，何法可见？何情可除？何悟可存？何迷可灭？何佛可成？何生可度？始知百千诸佛，诸大祖师、六道四生，乾坤日月，皆吾光中浮幻影象。堂堂独运，岂不丈夫。却复自观，觅个歇处了不可得，况不歇乎!若未能如此，直须拂却从前会的，向信解未萌时，反思不及处亲切谛观，忽然穿透虚空，则山僧与居士相见，其来久矣。其在奔驰川陆，交接音容，然后为会晤耶？唯公具大信种，乃真道器，不可寻常了却，验此不即自休，便见宿因深正，实用慰叹。今此不休，乃是大休之地。若只恁么旋疑旋解，不无小可轻安。如病不除根，感毒还作。尽未来际，何有休期。近世号为明道者，亦多体会得个相似的较量。未得以前，诚亦廓达妙圆。其如不到本源，遇着差别因缘，对爱染境界，微细情习，宛尔瞥兴，便却以一性融通，谓世出世间元无外法，全波即水，何即何离。似即似矣，是则未是。公之明断以为如何？顷年闻老师言公见处，今览法要后序，深观信入，真实不虚。亦尝蒙喻见老师，时事同也。然老师与公相见时，已自伤慈，只欲当处平和，不肯深挑痛扎。至使信解不泥，本智不彰，而时有犹豫也。若用拙者之言，一切併绝，念念深切，时下自看。更须见彻底明白，省力现成，奇特事也。若不如是，自究自参，纵与佛祖同参，时常会话，只添得古董，终非究竟，幸希深悉，不以轻触为罪。念蒙加爱之殊，故敢尔。亦观今世王公大人，好此道者亦多。至于谈道之际，个个喜人顺己。而法门主道者亦多苟顺世变。吁!兹何图耶!皆是我习内薰，情缘相附，交为欺诳，总不丈夫。与公相期，既非此类，则譊譊之告，实衷心也。世缘通塞，相断之有方，不复在介意，幸幸。

灵源禅师与程颐有多次书信往来，仅这一封信看，对程颐的病处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点，甚至不顾自己老师黄龙祖心禅师的情面。程颐是程朱理学之首，在禅师的面前尚且如此，何况其它。再如朱熹，是集理学大成者，他的学问根基，也与禅宗分不开，是从大慧宗杲禅师及其弟子道谦禅师中得来，他在与道谦禅师的书信中说：“向蒙妙喜(即大慧宗杲)开示，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愿报一语，警所不逮。”而王阳明也公开承认：“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例子很多，虽说是儒家吸取佛家，以至有“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之说，但究其因，亦有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样的渊源。特别是有老庄道家无为和道法自然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先导。

早期道教，生硬地把大量佛教结构与思想移植在道教的教法中，仿照佛经制作了大量的道经；仿照佛教的仪轨戒律制作了道教的仪轨戒律。在宋元时期，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时，更把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放在《道德经》同等的地位上。道教讲性命双修，其讲性的部分，其实就是禅宗明心见性的那一套。而讲命的那一套，则多与佛教的禅定和十二因缘有关。而道教讲善恶，讲因果，更是完全吸收了佛教的相关理论。以至最为神秘、最有影响的丹道派，其方法也是禅宗的道教形式而已。道教在吸收佛教，特别是禅宗所长之时恰恰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禅宗本身，其来源之一又恰好是道家，特别是庄子。禅宗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理论，特别是机锋棒喝一类重要的方法，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庄子有相当的关系，而印度佛教，则很少有这样的特点。这一切，在先秦乃至南北朝玄学中，至少已大体成形，只不过尚没有形成自觉，尚没有形成系统和流派而已。如仅论庄子一书，里面许多内容，许多“寓言”、“卮言”，完全可以看作是先秦时的禅宗“公案”，以后有机会当详加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