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相融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至唐宋阶段的重要文化现象，它也成为近代学者用来表述中国文化特质的重要概念。从佛教引入东土以后，中国文化便形成儒释道共存的局面。三教之间在矛盾之中不断的调和相融，从三教鼎立到三教融合，是中国文化内蕴的无限包容性的彰显。以宋代为界限，宋代之前三教各成体系，互有冲突，但出于发展各自的考量，三者之间又相互借鉴。总体而言，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以佛教为例，唐和五代都发生过毁佛灭佛的事件，采取一种文化专制主义。而从五代至宋，儒释道开始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以至于催长宋学的兴起，进而影响艺术的发展，成为文人画之滥觞。
这种现象的产生，在于宋代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宋代在政治上与北方辽金夏相对峙，积贫积弱。赵宋王朝建立伊始，便采取重文偃武的国策，把朝廷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和北方辽政权的侵袭，使得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没有余力实行对文化的管控。因此，对儒释道三者并不详究孰轻孰重，对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流派皆采取兼容并包的宽松态度，亦使儒释道三者实现了在文化上的相融。《宋史》记载：“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共为一家。”在宏观上可以看出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此外，三教相融的思想在儒释道三家之间皆有所反应。宋代儒学借鉴了佛道思想，创立了新儒学即理学。
理学是以儒学为主干，把佛道中的认识论，本体论等思辨哲学体系和理论思维与儒学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完成了三教之间的相融。另一方面，宋代官僚士大夫耽禅恋道的活动，也是对宋代三教相融思想体系实践性的具体表现。尽管在宋代之前士大夫阶层介入佛道的现象便已存在，如唐时期的王维、白居易等人。但到宋代这种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士大夫阶层，几乎无一例外的有着出入佛老的经历，成为文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究其缘由，这是因为宋代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佛道义理的研读可谓造诣深湛，文人雅聚，诗文相酬，参玄悟道有力的推动了儒释道之间的相融。苏轼为主体的元祐文人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李公麟笔下的《西园雅集图》、《莲社图》等绘画作品便是对这种现象的呈现，可以说三教相融的现象是宋代士大夫阶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对这种“风景”的描绘，便是文人画的直观体现。
宋代佛教对三教相融思想的体现更为直接，宋代禅僧契嵩在其《辅教编》中认为：“广引经籍，以证三家一致，相辅其教。”他认为儒释道三家目的和本质相同，只是存在文字表述的深浅和对现实目标功用上的差别，比如对伦理、孝道的重视，在他看来儒佛无异。造成这种认识的主因在于由唐入宋以后佛教本身的变化，隋唐时代，佛教全面发展而达于鼎盛，然胜极则衰是万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佛教在经历过辉煌的鼎盛期之后，对其自身的建构开始消歇。入宋以后，佛教开始表现出积极地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迎合的趋势，佛教教义也表现的越来越实用化、世俗化，更加注重目的和实效。以禅宗为例，它本来主要是面向平民凡夫的实践性较强的宗派，宋代以后禅宗开始向实践性更强的净土宗接近，进而形成禅净合一的局面。
这是宋代佛教自身相互融合的表现，也是当时佛教运动的整体趋势。这种内部各宗派的相互融合也催化了与外道思想的结合，使得儒释道三教相融成为可能。总体而言，融合化、居士化、世俗化是宋代佛教的显著特点。如果说宋代之前关于三教合一的讨论仅停留于理论层面，那么宋代以后开始付诸于实践。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在出入佛老的过程之中，也明显感觉到儒家思想的强大，开始有意识的援儒入佛，把儒学作为自身不可缺失的补充。如宋代智圆法师在《中庸子传·上》中指出：“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无宁，身无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
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佛教教义思想的影响。另外，佛教对儒家思想采取的依附和融合的态度，也反映了儒学思想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其自身的优势和特殊统治力。除了士人阶层参与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建构之外，宋代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真宗皇帝曾撰写《崇释论》、《崇儒术论》，认为释儒两家“异迹而同道”。推崇尊儒信佛，以儒学为基础来探讨佛学，来达到佛学的“儒化”和儒学的“佛学化”，统治阶层对佛儒之间思想融合的推崇，有力的推动了三教合一思想在宋代社会主流意识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儒教作为三教之中的主体，与道教同为本土思想，两者之间有着诸多契合之处。而宋之前，道教与佛教之间矛盾和冲突始终不断，既体现在对上层统治阶级宠信的争夺，也有相互之间信众和物质利益的竞争。
宋以后，释道之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调和融通，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道教开始重视修炼心性，并且效法佛教不立文字的宗教实践。清心寡欲，炼丹养气，内修真功，传道济世。特别是全真教形成之后，三教合一更是作为道教修行的核心。宋代张伯端《悟真篇》序云：“教虽为三，道乃归一。”三教相融、相合是宋代文化思潮成熟和发展的体现，三者之间，儒教为主，释道相附，也加强了当时的政治结构，经济社会的稳固。
三教合一思潮的形成，不是三者之间彼此消解基础上的合而为一，而是三者在各自基本特质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格局之下，相互之间的融通、补充和兼摄。此外，三者不仅是彼此之间理论思想的调和，也对宋代文化、哲学、艺术领域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宋代文人的身上，宋代士大夫相比于以往而言，更加全面和成熟，多集文士、学者、官僚、艺术家复合于一身。
其内在思想和文化结构博雅宏大，大多主张兼容并蓄，吸纳共融的文化和艺术态度。以李公麟为例，他一生的艺术实践包含了对儒释道的全面解读，如《孝经图》、《山庄图》、《维摩演教图》等，都是对儒释道相合相融思想的体现，可见三教合一思想在宋代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命题，被艺术家不断的描绘和解读。从中也可以看到儒释道形成合力之后，对宋代文化特质中思维方式，审美理念的作用。
